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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励志故事:张伯苓

时间: 2020-12-29阅读:0次

百年以前,曾有国人三问奥运:

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派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

我们的运动员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一块奥运金牌? 

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

百年之后,这些问题的答案全部揭晓:刘长春、许海峰、2008年。

今年是奥运年,夏季奥运会即将在英国伦敦开幕,又一批中国奥运健儿即将踏上征程,去赛场上践行奥运精神,续写辉煌。

而每每说起这些,很多人都会想起一位老人,一位将中国人带进奥运大家庭的传奇老人--他与奥运有着不解之缘,最早发起了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倡议,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然而他的声望却远不仅限于体育界,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毕生实践,创办了一套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是名副其实的“孔后办学第一人”。

他就是张伯苓。

“国帜三易”激发教育救国之志

历史上总有几个年份被人反复提起,1894年就是这样一个令中国人忘不掉的年份。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洋务派首领李鸿章苦心经营30多年,被公认为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北洋水师,在短短的两天内被实力远逊于自己的日本海军击溃,全军覆没,海军提督丁汝昌自尽。随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签订后不满3年,德、俄、法三国干涉日本交还辽东半岛,同时强租了胶州湾、旅顺、大连等。

风过海岛,旗摆猎猎,时年22岁的张伯苓亲眼目睹了两天内国土之上先后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清政府的黄龙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黄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这种经历震撼了旗杆下的年轻水兵张伯苓,他内心无比痛苦,他没有想到身上的戎装是如此的无能为力。对他来说,自己与国家的未来看起来是那样灰暗无光,而几年前,当张伯苓第一次走进北洋水师学堂,他对未来和国家曾那么充满希望。

张伯苓出生于积贫积弱的晚清,幼时又经历家道中落,生活的坎坷艰辛让他对国家危难更有一番深刻的体味。带着“复兴家族”、“保卫国家”的强烈使命感,16岁的张伯苓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洋水师学堂。
 

当时,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是主张变法维新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他提倡新学、实行改良,认为“开民智”是使中国富强的根本办法。张伯苓在老师新式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如饥似渴地学习近代科学知识。作为航海驾驶班成绩最好的学生,他满怀着报效祖国的理想,努力学习。

然而,“国帜三易”的奇耻大辱让张伯苓对清政府彻底失望了,他愤然喊出“海军救不了中国!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他不顾家人的期盼与反对,愤然脱下了可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北洋水师军装,带着一份决心、几分彷徨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梦想。

从此,张伯苓便以私人创办资产阶级教育先行者的姿态,出现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舞台上。

中国私立大学的开端--南开

张伯苓的一生,有两个人对他影响颇深,一个是严复,一个是严范孙(严修)。前者给了他教育救国的理想,后者则给他提供了实现教育救国理想的平台。

1898年,张伯苓受聘到严修的“严氏家馆”任教,讲授英文、数学和理化。一时间,他成为学馆里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派老师。张伯苓与严修共同开启事业之时,正是中国近代教育从无到有的年代,他们与同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也渴望学习和借鉴。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伯苓两次东渡日本考察。当他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国运日盛和对教育的重视,他似乎找到了可供借鉴的近代中国强大之路。

回国后不久,张伯苓在“严氏家馆”的基础上,办起了南开中学。从此,“南开”与张伯苓这两个名字掀开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光辉一页。

张伯苓在学习日本教育模式时,逐渐感到了日本教育的偏颇和弊端--强制性强,远远不能实现生动活泼地培养学生。于是,41岁的张伯苓毅然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新的办学理念和方法。一年研修期满后,他婉言谢绝了教授的挽留,放弃了优厚的奖学金回到天津,因为他早已与严修商定,要回天津创办一所和哈佛、剑桥一样的大学。这就是后来的南开大学。

1919年9月,南开大学在天津建成开学,第一批学生96人。当时的南开作为一所私立大学,没有政府拨款,办学的困难可想而知。张伯苓常自称是“一个化缘的老和尚”,为募捐不辞辛苦,四方奔走。有的学生却不理解其中的辛劳,提出:“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伯苓则风趣地回答:“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他认为:大学校长,第一条找钱,第二条找人。找钱,他找出了艺术;用人,他也找到最合适的人,放在了最合适的位置上。“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南开虽小,却聚集了一批大教授,包括后来任职西南联大的化学系主任杨石先、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商学系主任丁佶、化工系主任陈克忠、中国近代数学的开创者姜立夫等等。

在办学理念上,张伯苓主张新教育,他将近代中国的弱点归结为“愚”、“弱”、“贫”、“散”和“私”五弊。他曾说:“南开学校诞生于国难,所以当以改革旧习惯,教导青年救国为宗旨。”他又说:“办学特色我无天才,又无特长,我终身努力小小的成就,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

凭借着高尚的品德和令人信服的办学实践,南开吸引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慷慨捐助。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南开应用化学研究所等相继建立,形成了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因此,他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张伯苓说,过去一提到国家强盛,就联想到一个国家的军队、军火等,其实国家所以强弱,至关重要的是人的体质和优劣。外国人四五十岁正当工作时期,而中国人三十以后便作整寿,四十岁便入黄土。因此他宣布,南开学校的学生体质决不能像那时的一般人一样。

张伯苓在南开大力倡导体育运动,体育被列为必修课程,男女生一律都得参加,各年级均设体育课,每周两小时,教授体操、舞蹈、技巧运动、球术、田径等体育运动项目。

在张伯苓积极倡导体育运动的同时,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和理念也渐入中国。当张伯苓第一次听说奥林匹克运动时,他表现了出极大的兴趣。1907年,张伯苓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闭幕典礼和颁奖仪式上,以《雅典的奥运会》为题发表了演说,并最先表达了中国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美好愿望,他建议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并主张当务之急是聘请有技能的教练员。张伯苓因此成为历史上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并提出具体措施来实现这一主张的第一个中国人。

此后,张伯苓积极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传播与开展。他先后倡导组织远东奥林匹克运动,创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出面筹资选派运动员参加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十届奥运会,中国国旗第一次在世界级运动大会的上空高高飘扬。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张伯苓就组织召开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常务理事会,约请1952年第十五届奥运会在中国举行,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申奥活动”,那时他已是70岁的老人。

2008年8月,第29届夏季奥运会在中国北京举行。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所说:“北京与全中国人民邀请世界各国人民欢聚一堂,共同庆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林匹克盛事。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圆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那就是看到他的祖国成为奥林匹克事业的一部分。”张伯苓当之无愧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先驱。

满腔热忱 开启南开爱国传统

无论是为救国而办教育,抑或为强种而兴体育,张伯苓一切事业的初衷始终是爱国。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被日军侵占,张伯苓意识到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积极奔走呼吁“团结一致对外”。他告诫学校师生:“我国自遭‘九一八’的严重困难,暴露了国家的弱点,民族的颓废,几乎国将不国了,在这国势阽危之时,凡我国民,均应奋发精神,为民族争生存,尤其是我们知识分子,更应先天下之忧而忧。”

1934年,华北救亡运动在天津举行,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的数百名学生身穿有色制服,在运动会看台上组演“勿忘国耻”、“收复失地”等旗号,观众深受感动。日本驻津总领事当即提出严厉抗议,指责南开这种“仇日”、“反日”的情绪。坐在主席台上的张伯苓严词以对:“中国人有爱国自由,外国人不得干预。”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华北,其天津的指挥部就设在离南开大学一步之遥的海光寺。那年的开学典礼上,张伯苓只向全校的师生问了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中国好么?”顿时激起了全场的一致共鸣,大家异口同声道:“是!”“爱!”“愿意!”洪亮的声音在大厅中久久回响。

张伯苓和南开的这种抗日情绪和行动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盯上了,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终于,他们忍不住了,1937年7月28日,日军在天津发动了“七·二八”事变,用密集的炮火轰击南开大学、中学、女子中学。正在南京开会的张伯苓闻悉南开被夷为平地,悲愤异常,当即向记者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南开同仁将因此而愈益勤奋。”

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了一批又一批南开学生。20世纪著名人物之一张学良从未在南开上过一天学,但是他却称张伯苓为老师。他说:“我年轻时受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的影响最大。”因为张伯苓的一句“只要每个人自强,中国就亡不了”使他感受到强烈的震撼,终生难忘。
 

南开被毁不久,张伯苓的幼子也在空军驾驶轰炸机赴前线作战中不幸牺牲。当张伯苓得知爱子为国捐躯时,他含泪写下了“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正是由于张伯苓的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南开人始终站在了抗日战线的最前列。

毕生心愿 “为公为国” 

张伯苓一生精力和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南开的教育事业。对政治,他从来都是不屑一顾。从1923年起,段祺瑞要他做官,张作霖请他当教育总长,他都婉言拒绝。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蒋介石邀请他担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一方面张伯苓在重庆建立南开中学亟需资金,蒋介石拨款5万元,令张伯苓颇感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这是中国民主议会的一个尝试,于是决定投身政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活动。其后,张伯苓还出任了国民考试院院长。但是,张伯苓到南京后,亲眼目睹国民党政府逆历史潮流而动,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不久便以“体弱需静养”为由离开了考试院。

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两次三番催促他离开重庆去台湾或美国,都被他婉言拒绝。他说:“我在南京几个月,亲眼见到国民党的官员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污,所以他们必然失败。共产党之所以能取胜,就是因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苓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把重庆南开中学、南开小学和幼儿园都献给了国家。

1951年2月23日,为南开教育辛劳毕生的张伯苓与世长辞,享年75岁。生命弥留之际,他给南开学子留下遗嘱:“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 

张伯苓去世后,周恩来立即赶到天津吊唁。他说:“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张伯苓的一生与南开、与中国的教育事业紧密相联,正如南开校友老舍与曹禺在《贺张伯苓先生七十大庆》中写道的:“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吹,也不是谤,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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